访谈| 福音派重要神学家莱特：整全的宣教包括见证福音和社会服务

克里斯·莱特（Chris Wright）是当今福音派重量级的旧约神学家，剑桥哲学博士，圣公会按立牧师，也曾担任万国宣教学院（All Nations Christian College）院长。他的旧约神学架构中有开阔的宣教视野，和强调一位具有使命、持续行动的上帝，这在他的著作《宣教的上帝》中有鲜明的体现。同时他受到福音派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的神学家斯托得（John Stott）的深远影响，他所编的《斯托得教我们的事》就是纪念这位他最敬爱的属灵父亲兼导师。

2010年，第三届洛桑大会时他被斯托得和洛桑运动邀请成为《开普敦宣言》总设计师，这也是他将自己的神学和信仰融入到公共性的文件全球福音派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参与。

2024年，在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位基督教领袖聚在韩国仁川参加第四届洛桑世界宣教大会之际，《国际基督教每日新闻》（Christian Daily International）对他进行了专访，邀请他谈谈过去50年影响过洛桑的神学发展。在谈及他成为洛桑运动2010年《开普敦宣言》总设计师的历程时，这位神学家强调了他所认为的现今教会面临的关键问题，以及他希望看到第四届洛桑会议取得哪些成果。

他说，“我开始涉足洛桑是在1989年的第二届的马尼拉会议，那时我还只是作为一个参加者”。与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这位1974年《洛桑公约》背后的领导神学家之间的亲密关系，意味着莱特一直对洛桑运动所代表的理念存在一定程度的了解。

他说：“令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洛桑公约》和约翰·斯托得本人如此热情地致力于将传福音和社会行动结合在一起。在1970年代和80年代，作为英国一大批年轻福音派的我们自己对此也是充满热情。”

他说，他们相信信徒们参与社会、文化、艺术、商业等等活动是很重要的。“约翰·斯托得是我们的权威大师。他起的调子掷地有声。因此，洛桑与我自己的神学假设产生了共鸣。”

莱特回忆说，在马尼拉会议之后的几年间，围绕洛桑的活动减少了，这也是为何在“90年代的传福音大十年”里面，宣教学家比如路易斯·布什（Luis Bush）等诸多人士发起了各不相同的宣教倡议。直到道格·伯德索尔（Doug Birdsall）接过洛桑领导权并组织了2004年于泰国芭堤雅举行的会议后，莱特才再次受邀参加。

他承认，当时的他不能确定洛桑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因为其神学上的工作并不如自己希望的那么多。

莱特回忆道：“但在那次会议上，道格·伯德索尔带我出席茶话会，说他和他的高级委员会一致同意，打算邀请我出任神学工作组的主席。”

他很是吃惊，借口去洗手间进行了祷告。“于是我说，‘主呀，您在说些什么呀？’”

最终，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获得他当时接替斯托得工作的“国际灵风合作伙伴组织”（Langham Partnership）的同意后，接受了这个职位。在取得他们的同意后，他就职洛桑所邀请的职位并开始组建了一支团队，这支团队包括几位灵风的学者和其他一些赞同约翰·斯托得和几个世纪前的福音派所提倡的那种综合全面的宣教神学的人士。

从2007年直到2010年的洛桑开普敦会议的期间，莱特推动着神学领域上的讨论。这个团队的首要任务之一是研究洛桑愿景，其中有提到整个教会要把整全福音传遍整个世界（the whole Church taking the whole gospel to the whole world.）。

莱特回忆说：“我们在想，这是个讨喜的口号，但它意味着什么呢？整个教会是什么？整全福音又是什么？我们对整个世界的定义又是什么？因为我们不以纯粹的数量意义来定义，所以它们必须有着一些质量上的意义。”

于是工作组举行了几次会议，包括2009年12月为来自世界上20位不同神学家举行的3天聚会。莱特说，他们的任务是要为全球教会提出一份全新的福音派信仰声明，但“不出所料，一群神学家开了三天会议，结果却寥寥无几”。

这样的讨论结束后，洛桑高层询问莱特能否在冬季里抽点时间写些内容出来，最终形成一份声明。在极不情愿之下，他接受了这个任务。

他反问说：“我的意思是，你怎么能给整个全球教会撰写神学呢？”在回顾了教会历史之后，他发现大量的信仰信条和新教改革信仰告白，于是他想，“我是何人，敢把一切都拼凑到一起呢？”

在之后的2010年，也就是距离第三届洛桑开普敦大会尚不到一年的时间，莱特开车五小时去到约翰·斯托得的威尔士写作静修处，与他度过了一周的时间。

他回忆说，“我一边开车一边祷告，‘主呀，我到底该怎么办？我该从哪里着手？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什么才是真正的‘首要任务’？差不多就是在那时，我听到车里传出一阵声音，‘第一也是最大的诫命是，当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第二条是，当爱人如己。没有比这更大的诫命了’。”

他记得当时的所思所想：“是的，主，您是真的告诉过我们什么才是第一要务！”

他继续思考这些经文，之后思考自身信仰，“我为什么是一名基督徒呢？为什么我要参与宣教呢？因为我爱主耶稣，因为我爱圣经，我爱上帝的子民，我试图爱这个世界。正是因为这些爱的诫命，我才相信福音和其他事物。”

他于是想，那么能否可以形成一份声明，在其中使用一种类似《申命记》内容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爱上帝和一切有关他的事物呢？他开始思考不同的短语，诸如爱上帝的话语、爱上帝的子民、爱上帝之子，爱福音等。在抵达静修处后，他决定给约翰·斯托得打个电话，问他是否认为这可能是个好的前进方式。

莱特说“约翰·斯托得说，‘不错’”，还说斯托得“想不出有哪一份福音派信仰声明用到过这种表述。他们的声明总是以‘我们相信’或‘我们确认’或‘我们否认’抑或是‘我们谴责’的方式，之后通常再跟着一长串抽象名词”。

打过电话后，他记得那时的想法，“好吧，如果我听到的是来自主的声音，约翰·斯托得也认同了，那么这个想法或许不是个坏主意”。

接下来，莱特花了一整周的时间祷告并精心撰写了一份内容，这份内容最后成为《开普敦宣言》第一部分的初稿。

他把内容发给工作组，收获了不少有用的评论，之后在他们的2010年3月贝鲁特会议上，“他们用细齿梳子逐条梳理”，同时保留了爱的诫命的基本结构。

莱特说，《开普敦宣言》的遗产和影响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了。

在问到他是如何看待《开普敦宣言》对一般福音派和特别是全球宣教的影响时，莱特对试图以某种方式衡量影响表示了犹豫不决。

他说，“我不时收到人们的鼓励邮件，说他们把《开普敦宣言》第一部分当作他们组织或教会的信仰声明”。他也提到，2024年首尔大会的联席主席、韩国大地教会的主任牧师李在勋（Rev. Jae-Hoon Lee）让他教会的长老们在仁川大会之前逐段阅读这份文件。

在听到教会和信徒们肯定宣言中言行一致神学时，他很受鼓舞，说“如果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么根据圣经，我们就必须如此生活”。

他说：“换句话说，就像耶稣说的，盟约之爱意味着：如果你爱我，则你遵守我的诫命。这就是爱我的人、顺从我的人。所以，你不能自称爱上帝，却不遵行他所说的事情。”

莱特认为，这是一个该文件对教会产生影响、但更多问题却留给了上帝的轶事记号。

他通常对试图用数字或统计数字来衡量自己所做工作之影响持谨慎态度，回忆起斯托得对类似问题的回答。莱特说：“当有人问约翰·斯托得写了多少本书的时候，他总是说，‘恩，我从未真正数算过，去看看大卫王在清点他的军队时发什么了吧’。”

“对自己能力进行普查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我对此很重视。”

宣讲福音和社会服务之间从未有过任何分离：“是我们让它们分开了”

在问到神学家瓦尔迪尔·斯图尔纳格（Valdir Steuernagel）在第四届洛桑大会上所作演讲时，当时这位神学家呼吁洛桑为新的声音“保持开放大门”和坚持综合宣教神学的遗产，莱特的语气充满希望。他记得与斯图尔纳格等人一同在神学工作组及之后在2010年大会声明工作组合作的时候，称“我们确保了神学工作是由真正相信综合福音的人完成的”。

他回忆说，他们打算避免战略与神学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是视两者为一处。他相信，“洛桑的核心依然是对全面宣教的综合理解”。

在检视核心文件，包括第四届洛桑会议之前发布的报告《大使命现状》（State of the Great Commission）时，他说布道、宣讲福音和植堂将一直是宣教中不可或缺、不容商议的一部分。莱特说，“无人可以以任何方式将其边缘化。它是福音中心位置的一部分”。

他又说，“以福音为中心也是我们去做其他所有事情的原因”，指出各种会议和合作团体覆盖了广泛问题，诸如残障、贫困、正义和受造物，所有这些都是“洛桑综合宣教神学的有效表达”。

莱特说：“我们之所以以所有这些方式精确地参与其中，是因为有了创造了世界、爱着这个世界、以基督救赎这个世界的上帝的好消息。这是维护其他一切事物的中心，也就是综合的意义所在。”

他对强调宣讲与强调社会行动之间矛盾而产生出的紧张表示了遗憾，希望两者可以再次联合起来，并强调说“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宣讲福音和社会行动分开来，则我们也不必再将它们结合起来”。

这一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可追溯到20世纪之初，“当时自由派朝着广泛社会福音的方向发展，不再相信传福音、十字架的大能和皈依的必要性等”。

莱特说，福音派之后对此作出反应，称他们需要集中力量传福音，从而导致这种分化。在此之前，福音派参与社会行动一直是他们的明确标志。

他说：“你回顾到18和19世纪的福音派：他们因成立了大量扶贫、关爱儿童的协会而恶名远扬。英国王家动物保护协会也是由福音派创立的”。

“直到20世纪初，福音派一直参与社会服务。他们不必将（两者）联系起来。他们是布道家，他们宣讲福音，他们也参与社会服务。”

莱特希望教会可以以它的方式重新将自身视作一个拥有多个恩赐的整体。

他在教授“宣教的五大标志”（由全球圣公会共融圈于1984年创建的一种表达，其包括了传福音、门徒训练、怜悯恩赐的工作、寻求正义和关爱受造物）时，总有人会说，“是的，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我只是孤身一人”，我会说，“恩，是这样的，我想上帝可能也考虑到这点，所有他才创建了教会”。

莱特说，“每个人不必任何事情都要去做”，但每个人都应当有意识地运用自身恩赐。没人会批评灵风合作不建立医院治病救人，他们所受的呼召是集中力量于神学教育，这也是宣教的一环。莱特认为，同样的，他们不会去批评麻风病传教会不去开设神学院传授神学，因为后者应当做去他们受到的呼召而去做的事情。

在谈到地方教会时，他认为他们应当去做些类似宣教审计即宣教方面进行审查核算之类的工作，问问自己作为一间机构是否准备好以福音为中心，投身于多层面宣教。

莱特强调：“如果我们丢掉十字架和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则我们还不如放弃。这世界没有什么希望了。正是因为有了好消息，我们才能有效地、有权柄地去服侍穷人、无家可归者、病人和需要帮助的人，及寻求正义和所有这些事情。”

他说，“你只要确保以福音为中心，则万事皆是宣教的一部分，这是我对大使命的理解”，他指出大使命的起首不是“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而是耶稣在开头所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莱特说：“福音之所以是中心，是因为它是上帝借助基督所做一切的好消息，教会对基督的顺服回应的每个方面都源自这个中心，我们参与了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好完成他通过十字架上的宝血让整个受造界与他的终极使命和解。”

因此，他说，这一切都在围绕基督的主权展开，而基督的主权本质就是福音。耶稣是神国之主。

莱特说，“因此在我的神学中，我不喜欢这种不断提出的问题”，这里他指的是“是宣讲多一点还是社会行动多一点”。“我不认为它们有区别。我致力于整全宣教（holistic mission），大使命的实现必须包括了为福音作见证和参与社会，遵守耶稣的所有诫命，这可太多了！”

今天教会需面对的三个关键问题：环境、移民、人类的性

在第四届洛桑大会上，莱特强调了他认为的与今日教会特别相关且亟待解决的三大领域，这也是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变得更为公开化，至少在他身处的西方世界是如此。他意识到，其他问题在其他地方也将是令人痛苦万分的主要问题。

首先是环境问题、关爱受造物和气候变化。他认为，开普敦大会让洛桑受造物关怀网络（Lausanne Creation Care Network）变得更为强大了。

他说，“他们已经召开了数个会议，放出多份声明，他们现在也在首尔”，他强调说时至今日，这个问题被视为具有文化意义和公共意义。“这个世界都在谈论气候变化，基督徒现在要比从前更为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我们为此感谢上帝。”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移民、庇护寻求者、流离失所者的全部问题，其实之前的第三届洛桑大会也已经触及到了。他说，但是今天，人们更多意识到了有“大量的散居国外者、老散居者和新散居者，还有不仅是从南到北，更是从南到南的移民。他们人数众多，可以百万计”。

因此，这个问题引发了教会要如何以宣教的方式去回应这个现实：既要考虑对流离失所者、移民和难民的责任，又要考虑上帝如何参与到移民和散居者，特别是那些从所处文化中基督信仰比较强的地方迁移到其他地方的人。

莱特说，第三个问题，也就是《开普敦宣言》简要提到的应对整个身份的认同和性话题的迫切需要。

他说，“当然，我们知道在西方，这几乎成为是否完全归属社会的一大标准”。社会观点已经成为“自我”的偶像崇拜，“你可以创造你自己的身份认同。你可以构建你想要成为的人，其中包括了你的性别及其他一切”。

这些事情从某种程度而言与多数世界形成对比，因为后者中的文化更为传统，人们对这一意识形态的抵抗要强烈得多。莱特说，事情不是只包括传统基督教文化。一般而言，更传统的观点和社会等级序列限制了性问题，在某些场合，圣经中对于男性和女性及更多广义上关乎人类的思维方式也包括进来。

莱特认为，这个问题“不仅具有严肃的圣经性，更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它具有教牧性质，必须以尊严、爱和尊重及接纳，同时坚持上帝在圣经当中的教导标准”。

他说，而且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因为你如果试图维护圣经中对于性的说法，人们会指责你为批判、恐同及其他一切相关说辞，即使你不是如此。但你如果说我们需要去爱和接纳那些被同性吸引的人，则人们又会指责你在毫无圣经教导之下肯定同性恋，虽然这也不是真事情”。

莱特喜欢提到耶稣在处理这类问题时的榜样作用，指出“耶稣设法教导了一个对婚姻的完全符合圣经的理解，而且事实上，他重申了《创世纪》第一二章的内容，但他又被称之为税吏、罪人和妓女的朋友”。

他说，“他要花费多少时间与这样的人相处才能被称之为他们的朋友呢？他向他们展示了爱和宽恕”。

因此，莱特的口号是：“我们要去教导耶稣所教导的，但我们也需要去爱耶稣所爱的”。

他承认，将这些事情结合起来是有挑战性的，特别是对于一间教会而言。对于任何一间成员混杂的教会而言，“人们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不能总能理解这些问题，或是没有真正读过圣经，而后者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麻烦”。

“我希望洛桑可以恪守自己的DNA”

考虑到所有这些神学发展和教会今日所面对的当代问题，莱特说，他对第四届大会的希望是“可以保持洛桑一直以来坚持的完整性，即以福音为中心的宣教全面理解，包括整个生命、个人和社会及受造界”。

他也希望洛桑可以保持其作为催化剂运动的特征。莱特说，“我认为道格·伯德索尔说得对，他说洛桑的果实最好是结在别人的树上，他的意思是洛桑本身不需要成为一个大型组织”。

他说，“洛桑不是在宣教，而是在催化、促进，然后让其他人去做研究、建立网络和活动，进而在世界上服侍上帝的教会。我认为这一直是洛桑的优势所在：作为一个催化剂网络运动，而非一个组织性、运营性的某种机构”。

“我希望洛桑可以恪守自己的DNA。”

源自Christian Daily International，原作者Timothy Goropevsek，阅读原文可按此。